1955年军衔评定时，郑位三在武汉养病，无职无衔，却惊动毛主席，竟获副总理级待遇，比粟裕、徐海东还高

他没军衔、没职位，连评审小组都犯了难，可全国的干部都知道：郑位三，这名字背后是死人堆里抠出来的硬骨头。1955年，新中国军衔制刚铺开，元帅、大将一个个定级，有的身着戎装，有的还领着大区。那一年，郑位三还在武汉养病，长期卧床，身上疾病缠身。

按规矩，他既无军衔，现任也空着，定级没门可走。主席亲笔批示：行政三级，享副总理待遇，比大将还高。这事儿一传开，圈里人炸了锅：粟裕、徐海东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将才定四级，他，郑位三，待遇竟然拔到副总理级！

国民党几十倍兵力铁桶合围，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撤，留守队伍几乎是死局。郑位三接下鄂东北道委书记、游击总司令的担子，带着几百残兵在荒山野岭里打游击。父亲郑维翰在转移途中，毒疮发作，没药没医，烂死在山道。

娘和媳妇曹梦云，撑不过饥寒交迫，死在山沟里。郑位三身上也长疥疮，皮肤溃烂，但他咬牙坚持，带队伍在死人堆里抢生机。那时候，不少老区人还记得，队伍夜里摸黑翻山，饿得眼冒金星，有人用树皮熬汤，郑位三也不例外。

几百人硬是一点点攒到五六千，靠着六个师的武装，在血与火中拼出来。到了1934年，中央派程子华来重建红二十五军。郑位三没有半点藏私，把手头六个师全交出来，充实新军。

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时，他任政治部主任，随队出发。在独树镇那一仗，国民党重兵堵截，红军硬生生冲过去。1935年7月，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接应中央红军，他留在陕南，任鄂陕特委书记。

面对敌人二十多个团围剿，他带着七百人打游击，组建红七十四师，最终扩到两千一百人。西安事变后，部队改编成留守兵团警卫四团，由他带队保卫陕甘宁边区。老档案里提过一句：“他手里攥着名单，咬着牙，谁都知道，这队伍是用命换出来的。

” 抗日战争爆发，1937年春，郑位三回到延安，没多久又返鄂豫皖，任鄂东北特委书记。部队在敌后搞游击，袭击日军补给线，炸铁路桥。1940年2月，他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，在淮南打仗。

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他担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、淮南区党委书记，与张云逸一起领导抗战。到了1943年11月，中央派他以华中局代表身份去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。李先念、任质斌、陈少敏一起迎接他，但他没马上公布中央任命，只以代表身份低调协助，看到李先念威信高，主动不搞双头领导。

这几年里，他管党务，协调军民，推动抗战，最后才正式任鄂豫边区委书记兼第五师政委。

很多湖北老区干部都说，郑位三说话不多，喜欢用短句，常常一声“咱不能塌了！

1945年6月，中共七大，他当选中央委员。

抗战胜利后，中央同意改鄂豫皖中央局为中原局，郑位三任代理书记、中原军区政委。

1946年6月，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围攻中原军区，宣化店是司令部。

中央电报让他乘飞机回延安治病，他病重骑不了马，但坚决回电拒绝：“主帅不能先走！

部队分南北两路，他和李先念、王震带北路一万五千人。

29日晚，平汉路，国民党重兵堵截，部队硬突，七月中旬终于冲出重围进入陕南。

突围胜利，可郑位三彻底病倒，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、胆结石、胆囊炎，一起压身。

老区老人还会说，“郑政委这病，都是当年山沟里饿出来的。

” 新中国成立后，郑位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，以中共正式代表身份坐在会场。

开国大典当天，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看着阅兵队伍走过。

1955年4月，中央安排他到北京定居养病，先住前门打磨场胡同北官园20号，一个大院子，秘书、卫士长、公务员、驾驶员、炊事员都在身边。

1960年，又搬到景山前街14号，前苏联大使官邸。

他生活极其简单，常常一个人坐着看文件，偶尔写信给湖北老区干部，说得最多的还是“照顾烈属”。

健康一日不如一日，医生定期上门诊治，但他从不因病多说一句抱怨。

那年军衔工资定下后，他每月三百元津贴，大部分都捐给烈士后代和湖北老区建设。

有人悄悄问他：“郑政委，您这待遇，比大将还高，心里咋想？

”他只是淡淡应一句：“这些钱，该给烈属和老区。

”连秘书都悄悄记下，郑位三最常说的，就是“不能忘了他们。

” 1975年7月27日，郑位三在北京逝世，享年七十三。

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，李先念致悼词，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有干部回忆——郑位三这一生，没军衔没职务，待遇却高过大将，不是因为头衔，而是因为在死人堆里抠出来的坚守。

城楼上那一天，他看着队伍，手指微微颤抖，没人能懂，他内心的遗憾和清醒：所有荣光，都是烧过骨头的火。